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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以中国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价值主导亚洲文化复兴(三)

2014-9-19 15:33:45   作者:   来源:    已阅读690次



亚洲意识亟待关公文化精神复兴亚洲文化运动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理应为人类进一步发展服务。文化输出本身无可厚非,因为没有输出也就无所谓交流。问题的关键在于,输出是为了加深彼此间的理解、信任,以文化沟通、交流带动共同发展,还是为了改变他国的文化模式、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从中谋取阶级、国家或社会集团的私利。后者与其说是文化输出,不如说是文化侵略。某些西方国家深谙文化上取胜即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前苏联等国意识形态的迷失,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西方的政治家和文化战略家。冷战结束后,“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直指对象。

       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翻版,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领域的突出反映。它主要表现为纵向的文化霸权即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以及横向的文化扩张即强行扩大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影响范围。以美国为例,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但面对日渐发展的多极力量,美国对自己能否确保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无担忧。为此,美国国内曾掀起过关于美国实力、地位问题的大辩论,结果“上升论”更充分地表达了美国决策层的心声:美国除拥有军事、经济优势和明显有利的战略态势外,还拥有文化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美国可以利用这些优势确保下个世纪继续是“美国的世纪”。此外,经济的持续景气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也助长了美国推行文化渗透、扩张的气焰。美国一面加强外国文化进入美国的限制,一面大力拓展并占领世界文化市场。据统计,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已不再是农作物和工业制成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和书刊等。1996年,美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居各行业之首。美国还大力发展全球卫星视听系统,以宣扬美式民主、自由观念。仅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国广播公司等几大媒体发布的信息量,就相当于世界其它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事实上,在网络硬件、软件及网络信息传输等方面,美国当前仍处于主导地位,与其它国家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势差。以绝对的信息优势为基础,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域宣扬美式文化或攻击他国文化。美国还特别重视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寻找文化“接口”,通过多种途径培植亲美文化势力。尼克松曾说过,“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为增强对亚洲国家的攻心战效果,美国不惜斥钜资建立“自由亚洲电台”,用多种语言不间断地向区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煽动性广播。美国自负地认为,“信息革命击碎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帮助我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没有一个专制者能够在美国有线新闻网向其国家播放节目时长期安然无恙地存在下去”。此外,美国还不断鼓吹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有限、人权高于主权,以及国家间不设防等论调,为其文化扩张制造舆论和理论依据。有文化扩张就有文化保护,对于美国文化的泛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注意维护文化主权,甚至同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国等国也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法国还做出决定,取消街道上的英文字母,一律换用法语,并正式提出“保护法语”的口号,其主要意图之一在于防止美国文化对法国的侵袭。欧盟与美国也就文化产品进入权等问题长期争执不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都不同程度地抵制了美国文化。韩国更是坚持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并树起“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旗。关于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坚持认为,韩国的文化和思想行为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但同时韩国必须重新发掘自己道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必须培育一种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在美国等少数国家咄咄逼人的文化攻势面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力不足以及经济、文化处于转型期等原因而显得较为被动。但多数国家都已认识到,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使整个区域美国化并使其成为美国的附庸。这深刻揭示出当前东西方国家主权斗争的文化性质,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提供了精神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意识”既是亚洲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确保社会稳定和抵抗泛西化浪潮影响的现实需要,也是它们利用自身现有文化资源,试图以“非西方”的价值意识抵制西方的价值意识,从而达到团结国内各民族力量、积极抗御外侮的精神体现。亚洲国家捍卫本国、本地文化和主权的坚定立场,与美国构筑文化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西方为中心、以东方为边缘的大西洋时代延续了4个世纪后,历史将机遇推到了亚洲地区的面前。对大西洋文明烂熟于心的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带着对世界文明的终极关怀,预言“在人类的下一个阶段,西方将把其主导权移交给东亚”。汤因比信奉文明有机体理论,对文明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有一种独到的感知能力。但在展望一个新文明有机体横空出世的同时,也隐隐透露出对旧文明机体可能逐渐从历史舞台中心位置淡出的遗憾。事实上,文化运动和社会经济、政治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统一性。以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兴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中国的发展和东亚的腾飞又是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兴起的信号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应当遵循新的发展逻辑和规律。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各子系统应当和平共处,一律平等。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而各国文化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理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由于多种原因,现在亚洲地区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上不平等的现象。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势必严重阻碍国家间的平等交往与合作,违背国家利益共存的趋势,并可能在客观上鼓励少数国家推行文化扩张和强权政治的政策,从而最终会损害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不要自负,发展中国家也不要自卑;西方国家要自省,东方国家要在现有基础上更加自强。文化平等是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区别于旧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各子系统之间应当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如果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存在并继续发展,其自身必定包含有内在的合理因素。列宁曾经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进步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而且,文化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有进步,在交流中才能有发展。每一个国家、民族都应取不同文化之长补自己文化之短,这样才能推动各种文化进一步完善,同时拉近各国在文化及其它问题上的距离,扩大各国共同的利益基础,密切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学习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即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闭关自守主义倾向。两种倾向在亚洲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前者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无视其它文化的优长,认为文化交流就是以自己的文化同化其它文化。后者则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文化必然会影响本国文化的生存并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全,因而产生强烈的排外情绪并拒绝文化交流。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甚至会以种种形式加剧国家间的分歧或矛盾。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应当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是文化的生命,个性不同的文化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思想、智能及人文环境。民族性鲜明的文化才是最具交流价值的文化,各国文化决不能因文化的交流而弱化本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处于文化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增强文化鉴别能力,抵制外来文化的倾销甚至扩张,防止造成本国、本民族个性文化的混乱或衰败。多年以来,中国在继承优秀道统文化和充分考虑实际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从而成为坚持文化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典型范例。总之,共性离不开个性,只有各国个性文化的活跃、繁荣,才有亚洲地区文化的整体繁荣。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不应“可口可乐化”,更不应“殖民化”。文化帝国主义是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必然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坚决反对。

       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应当有助于培育新的安全观念和营造新的安全环境。随着各国交往的日趋频繁,文化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仍将进一步凸显。与体现了协同、包容精神的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相一致,以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及共同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将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文化安全不仅是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将成为维护亚洲地区安全的必要途径;文化合作可以为区内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同时也将从更深层面上增强地区安全形势的稳定性;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共同繁荣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而亚洲地区的共同安全也将为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走向辉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成千上万个民族,这些民族有着不同的经历,也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历史浪潮的无情涤荡下,一些民族衰落了,一些民族消失了,但也有一些民族生存下来,并且逐渐兴旺发达。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但是,她靠着自己民族所具有的强大而坚韧的凝聚力,历经磨难而不衰,屡遭侵略而不亡。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力量,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历史过程。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在同各个部族之间的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凝聚力。这种力量加速了中原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进程,直接促使以中原地区华夏族为核心的汉民族的形成。随着华夏民族的崛起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力量。

       在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道德教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是一个崇尚人伦道德的民族,外来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文化色彩的东西被吸收,而且被改造、融合在人性修养的理化和方法中。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程朱理学,正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为本,并吸收、发行了佛教、道教的哲理精华而发展起来的新价值意识。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主要是靠“德教”和“德治”形成的。古老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发生民族战争和民族分裂,相反却因人伦道德教化而不断发展和强大。所谓以德治国,就要以道德来教育人民,以高尚的道德理想和行为标准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依靠道德力量来凝聚人心,统一意志,鼓舞精神,培养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与政治秩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决定其精神质量的本质内容是思想政治道德,这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德育,通过德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德育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人民的生活质量,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国家政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知识社会需要人文精神、价值理想,而正在走进知识社会的人们又容易只见物质、功利,而丢失精神家园。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虽然缺乏与现代性联系最紧密的科学与民主两种质素,但如果仅用民主科学这两样东西来对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的文化资源进行一种判断,那是愚蠢的。在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中有着关于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丰厚的资源,如人的充分自我发展,理性地面对失败,正确对待义利、幸福以及生命智能、精神价值、人格修养等。它们可以培养中国人的文化能力、伦理的智商、体察自己和他人以及如何在逆境中抗争,使人能更深刻地洞见人世的人文知识、精神价值和人格素养。这些东西不仅不会反对民主、科学,反而使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有了后盾,更符合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特色。这里的标准自然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平心而论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传统经过一千多年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尤其是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的洗礼,已经融入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念,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开始真正深入人心。世界上恐怕不会有比中国到发达国家去留学深造的人数更多的国家,不会有那么众多的人把英文掌握得相对较好,也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后,自己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只要我们在吸取他人之长时不要丢失自己的宝贝,只要我们能正视自己文化传统中致命的弱点并加以克服,只要我们注重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注重政治民主化和人的现代化,而且使三者秩序渐进,互相促进,互相影响,那么,中国道统的复兴和现代化的辉煌成功必然相互推动,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肯定会日益提高,从而推动中国以文化资源优势承担全球化冲击下的亚洲地区价值意识的建构。亚洲意识虽然凸显于东亚经济腾飞之时,并在1990年代以来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但是,亚洲意识的历史却绝不是仅从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才开始,甚至也不是从20世纪才开始。实际上,亚洲意识扎根于东亚传统,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近代,诞生于东亚政治独立之际,突显于东亚经济腾飞之际,并在1990年代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无须琐述,由于亚洲意识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亚洲意识自然是扎根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为主体的东亚传统之中。亚洲意识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近代。这种撞击主要表现为西方枪炮的轰击和西方观念的冲击。为了救亡图存,19与20世纪之交,亚洲各国的志士仁人掀起了亚洲文化复兴运动,涌现了一批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其代表人物在日本有冈仓等人,他是亚洲较早提倡“亚洲文化上的统一”的思想家;在中国有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具有许多渊源关系:

1、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一般都走出了本土,看到了世界,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多的真切认识,并热心于在本国倡导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

2、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感到了西方文明的不足之处,从而重新回归本土,对西方文明提出了诸多质疑乃至反对。

3、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通过走出本土而走向世界之后又重新回归本土,便将本土意识扩展为一种 超越本国国界的亚洲意识或东方意识。正如《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的作者艾恺所说的那样: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如果他本身“西化”越深,他便越对界定国家文化认同对象感到强烈与迫切,其最终发展的高峰便是一种“超越国家主义”的泛文化民族主义理论或运动,即由国家到国家群体。概括地说,就是以“文明的亚洲”或“亚洲的精神”对抗“物质的西方”或“西方的物质”。上述论点不无根据,孙中山晚年便主张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并非一般地反对西方,而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孙中山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亚洲文化则是“王道的文化”。这种“王道的文化”是我们固有的文化,是“仁义道德”。

4、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对西方的霸道文化表现出一种反抗。一方面,亚洲民族主义者们反抗欧洲的控制,例如,孙中山主张实行大亚洲主义,要“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去抵抗欧洲强盛民族;另一方面,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也反抗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反对西方文化的独尊,寻求亚洲文化的自尊。

5、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出整体主义的倾向或特征。孙中山认为,自由这个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为一盘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由此可知,孙中山所讲的自由与西方的“自由”有所不同。他讲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绝对自由。

6、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表现出一种文化渐进主义的倾向。孙中山认为,中国要走上正常的民主政治轨道,必须经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破坏时期,施行军政,以革命武力打破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气;训政时期是过渡时期,训练人民使用民主权利;宪政时期是建设完成时期,开始施行宪政。上述三个时期是相互衔接的完整过程,也是一个以循序渐进方式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的这种渊源关系,意味着亚洲意识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渊源关系。因此,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亚洲意识的胚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标志着亚洲意识的孕育。

       亚洲意识虽然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之际。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亚洲各国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屈辱地位,不可能真正“站起来”提出作为寻求民族自尊的文化诉求的亚洲意识。说到底,亚洲意识并不是靠被西方文化击倒了的亚洲人“喊”出来的,而是靠站起来了的亚洲人“举”起来的。只有当亚洲国家独立之后,“站起来”了的亚洲人才有可能将亚洲意识的胚胎降生为正式来到人世的婴儿。亚洲地区既有着古老的文明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吸收了现代文明的诸多形式和内容。从理论上说,亚洲地区最有可能培育出兼有“和为贵”精神又有民主与科学理念的区域文化。既然亚洲各国已同处一舟,各国就完全应该以地区成员的角色促进区内国家之间以及与区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快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发展速度。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不会成为冲突的起源,反而可能缓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现有和潜在的冲突或危机。当然,在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各国文化必然还要进行长期的磨合,也不能完全排除文化分歧、矛盾诱发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因为文化毕竟还要受到经济、政治及其它国家利益因素的制约,而且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一时还不会自动从亚洲地区消失。但是,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看,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呼声,合作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在新的世纪里,新的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必将与太平洋上的旭日一起冉冉升起。

       21世纪的中国是在时代大潮中搏击和经受考验的中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型时期,人们的理想需求分外紧迫,理想信仰的争夺战已经开始并日趋白热化。各种理想以及打着理想旗号的思想赝品都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这样的现实,探讨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文化建设的内在机制,构筑凝聚中华民族为核心的亚洲地区的共同理想,实现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整体协调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关注。人类文明的积累,历史的积累,不只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是人在知识总量的积淀,是精神财富的积累。文明程度越高,人们用于追求精神财富的活动就越多。因而,社会越发展,社会精神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意义就越大,构筑社会的共同理想就越迫切。我们坚持历史的唯物论,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价值。应该看到,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人是受思想支配的,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很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对社会精神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整合与开发;社会共同理想的构筑,就是构成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群众基础。广大民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人心向背,最终决定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以关公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价值意识所形成的亚洲的价值意识的科学精髓、凝聚真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区域政党政治的国际化发展程度,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在亚洲地区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程度,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发展大业的全局息息相关,是一个事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严肃的人类重大的道德价值意识的选择问题。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它的进程和量度总是同人的社会责任的扩大紧密相连的,而人的社会责任又是同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分不开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表现为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的扩大,从而人的社会责任也随之扩大。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更加尖锐。当代科技的巨大进步,既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它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带来人控制不了的破坏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在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类的明天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自己作出怎么样的选择,取决于人类怎样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手段。在高度的人化、庞大的文明与严重的异化、全球的危机相互并存、相互交织的现时代,人类的社会责任日益增大,人类的道德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在现时代,人类必须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对地球和对人类命运所应负的责任,明智地认识自己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和作用,有效地控制技术系统,有效地驾驭和调控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可喜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乃至布衣百姓,都开始懂得相互理解、合作、协调的重要性,认识到全体的、整体的利益高于局部的、个别的利益。世界的东方礼仪之邦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以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的道德精神作为普世价值建构亚洲地区的价值意识,以探索拯救人类的共同价值积极进行道德选择,中国就能以人为本的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促进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做出贡献,人类在全球时代的未来就一定会更美好。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便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加速相互影响和某些方面趋同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一个国强民富的大国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眼前。但不可否认,中国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方面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除中国自身的不断努力外,中国还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成就为中国所用。马克思说过,未来新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成就基础之上的。这个“高度发达成就”,当然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层面。新的时代要求中国有更博大的胸怀,跟上国外最先进的社会发展潮流。中国有责任了解国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形成的新建树与新进展,通过不断引进国外新的、先进的思想、优秀的文化成果,来丰富开阔中国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问题,以期在同一发展层面上与世界对话。全球化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活生生的不争事实,它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当代世界是全球化世界,21世纪是全球化世纪,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面对人类这一最富挑战性的现象,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有何感想?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利弊祸福何在?第三世界的人们对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的反应如何?作为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全球化的影响作用因地方区域不同而差异很大,因而也应该允许它因区域不同而引发不同的讨论,而不管这个文化圈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还是受害者;这种现实的发展趋势和环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采取政治措施的必要性,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将来人类一定能以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调控世界经济,达到比现在更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的目的。

       我试图通过对以“忠、义、信、仁、礼、智、勇”关公文化精神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资源的全新解释,使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亚洲地区文化建构的责任得到了应有的阐释,对世界文化发展,产生主导性的影响一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得到较好的回应,成为我们今天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践行者。我致所以选择以关公文化透析东方道统文化精神建构亚洲意识推动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作为自己的思想创造的出发点,除了个性方面的因素与历史背景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对关公文化精神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内在价值的肯定。可是客观地看,关公文化精神以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融合宋明理学奠基于魏晋以来的玄学与隋唐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以及道教文化的亚洲化视野,世界人类文化学家以及战略家、政治家依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文化承担着双重的使命,一方面需要把民族文化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剔除那些不合时宜的部分,以期更加顺利地推动民族文化的进步,不至于在世界文化大潮中落伍。这种珍惜与清算并重的责任,使能够对东方道统文化精神抱有敬意与同感的有志之士,能够清醒地认识中印两大文化融合而创造出更加灿烂新文化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外来文化的源头活水,在任何时候都是民族固有文化发展到更高水平的强大动力。可是对任何一种富有历史深度的外来文化的吸收理解,继承创新,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认真学习之后才能实现。关公文化精神就是这种文化转型的一种特殊形态,但作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思想成果,却永远不会因此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我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岁月,我们还不得不在全球化背景下继承创新关公文化精神以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结局,但清醒地考察全球化的文化动态,它肯定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以关公文化精神分析重构东方道统文化精神的亚洲意识推动亚洲文化复兴运动,是未来全球化时代喜爱和平发展与安全合作有志之士的努力方向,同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前辈们那样,以各自不同时代的认识思考为基础,更加积极而务实地面对现实,开创未来以关公文化精神重构东方道统文化精神的价值本位,建立适合现代精神需要的新型亚洲文化复兴运动的准备当中,这就是我的衰心期待。长期以来东方道统文化承担着兼济天下的主要预言者与建设者的文化精神,我深深的相信在如此喧闹的世界不会寂寞寥落!

作者简介:乐后圣,北京国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资深亚洲地区安全战略学家

文章来源:中华关公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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