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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学大会 关公文化与社会核心价值论坛发言

2016-12-6 9:41:50   作者:   来源:    已阅读399次


    12月3日,由山西师范大学、解州关帝庙文保所承办的2016中国伦理学大会关公文化与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论坛在解州关帝庙举行,来自北京、安徽、河北等地的50余名学者参加此次论坛。
    学者们就关公“仁、义、礼、智、信、忠、勇、雅”精神,对关公精神作出阐述,并从关公精神出发,结合当代实际情况,探讨了关公精神在当代社会核心价值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用实际事例,从多角度讨论了关公文化在老百姓生活当中的意义。
    关公文化与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论坛共收到42份相关论文,涉及晋商商业伦理、契约精神、当代中国梦、道德悖论等方面与关公精神的关系。学者们通过论坛发言,交流有关关公文化研究知识,对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学者们一致认为,关公文化是儒家文化核心道德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核心的精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华文化。关公文化更是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关公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极具表征意义的精神符号,在新的历史时期,“忠义仁勇”精神更成为爱国敬业、孝敬父母、清正廉洁、诚信友善和担当正义的代名词。弘扬关公文化,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解放军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刘淑萍:
    忠诚是古今中外人们共同的品格要求,更是中国传统伦理最普遍、最具活力的行为准则及崇高美德。中国传统文化中,“忠”是诚信文化的体现,更是武德素养的最高境界,是历代仁人志士、豪杰英雄的立身处世之根本。关羽跟随刘备转战各地,其一生恪守“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为传统武德忠诚的典范。事实上,在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史上,“忠诚”的内涵随着政治环境在不断变化,而且从来就不纯粹不彻底。关公属于封建王朝的忠诚将帅,而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应剔除传统忠诚中的封建糟粕,将“忠肝义胆”精神发扬壮大,体现忠诚武德的现代要求,把对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忠诚统一起来,在错综复杂的信息化战场中遇险不惊,临危不乱。
    忠诚作为军人的一种道德规范,是军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军队必须忠于国家。近现代以来,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这就决定了军队要忠于一定的政党。此外,自古以来军队都强调服从意识,服从是军人忠诚的具体表现。军队服从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积淀,忠诚成为武德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为政治性武装集团的军营,置身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考验尤其严峻。一方面从国内形势来看,现代军人人员构成主要生力军是一大批缺乏战争年代亲身体验及深切感受的中青年军人干部,如何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培育其忠诚品质,尤其是怎样使他们坚定地忠诚于党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这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而又现实紧迫的战略任务。另一方面从国际形势来看,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西方敌对势力更是加紧了对军队的思想渗透。进入21世纪的中国,如何能在眼前的战略机遇期保持稳定的环境,军队的稳定、军人的忠诚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地位,也影响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新时期批判地继承关公的忠义精神,锤炼忠诚气节,成为现代社会军队建设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赵平:
    罗贯中是把关羽作为理想人物进行塑造的,他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勇、雅等理想人格来精心刻画了人物,使得关羽勇武忠义的故事妇孺皆知。关羽不愧“义绝”称号。
    然而,这么一位完人、圣人的行为确实矛盾重重。“义绝”的不义行为时有发生,下邳投降、土山三约中都有体现,简单说就是救了许多不能救、不该救的坏人。用我国著名学者钱广荣奠基的道德悖论理论来解读,即原来是道德本身的错,即道德悖论所致。道德悖论规律要求道德践行者必须具备足够的道德智慧和道德解悖能力。关羽的矛盾正源于此。
    首先,具体教会受众将抽象的道德原则规范创造性地运用到具体道德情境之中的方法。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利害相权取其利。其次,裂变道德榜样的塑造理念,走出道德榜样都是生活“弱者”形象误区。道德榜样或身体不好、或父母癌症、或子女白血病、或自己身体一直不好……总是给人以好人吃亏、“好人无好报”的错误印象。我们需要的不是道德弱者,我们需要的是道德强者。另外,要注意更新英雄就是榜样的错误理念。不是所有的英雄都可以做榜样的。很多道德模范的事迹感天动地,但其经验不可复制,或其道德行为并不是最佳选择,或行为的智慧缺失等。如2013年1月27日,定陶县5名少年结伴到湖边玩耍,一人掉入冰窟,在对落水伙伴施救过程中,两个男孩溺水身亡。事发至今这两名溺亡少年的家长都在为孩子申报见义勇之事而不停奔波,但当地有关部门对此称两个孩子的行为不能算见义勇为,是英雄但不是可以学习的楷模。
    时代需要英雄,更需要智慧的英雄,我们更需要砸缸的司马光。一句话,道德教育需要引进道德悖论思维,才能使得道德助推个人与社会健康发展。


    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崔俊霞:
    山西民众历来崇信关公,尊崇其“敦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的伦理品格。受关公信仰的深刻影响,明清晋商虽以财富为诉求,却坚持以诚正己,信义取利,以价值理性制约自己的逐利行为,被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盛赞为“笃守信用”而“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所以说,明清晋商以诚信重义号令天下其实是关公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他们虽以财富为诉求,却坚持“首重信,次讲义,最后才是利”,宁自茹苦绝不负人,形成了“杖信如介石”的伦理品格。历史真实中,他们秉持诚实笃信的行为范式、因义而信的价值立场,最终因信而利,执商界之牛耳。
    作为乡神,关公在晋商的心目中神圣而严肃,表征着讲信义、重然诺,立身处世不违良知的人格特质。因此,晋商借助关公的神威突出信义精神对个体行为的规范与震慑,使得个体在信仰与理性的交互共融中不断增强由信受奉行而达成的自我约束,进而在晋商中强化笃守信用的道德自觉。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而诚信则是经济主体的立身之本。商业实践中,任何一个行为主体都不希望自己的交易伙伴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出于理性,行为主体都会自发地选择使其行为受到规范约束的行为主体合作,从而将交易的风险与成本降到最低。晋商以诚信重义号令天下,最终聚市成城、汇通天下,执商界之牛耳。尽管很多经济主体主张经济“与伦理无涉”,但理论和现实都表明,经济活动内在地包含道德意义和价值尺度,经济行为需要道德自觉,经济主体承载道德责任。因而,当代商业主体有必要借鉴明清晋商的行为范式和价值立场,自觉接受道德约束,强化伦理观照,以诚为本,以信为用,更好地实现商业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聂静港:
    崇拜关公或关帝、关老爷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典型的神人崇拜,其影响之深广甚至超过了对其他各路神灵的崇信。由清以来,遍布全国各地城镇乡村的关帝庙就是最有力的明证。在中国文化的时空中,能与文圣孔子并称同祀的仅有武圣关羽一人。明朝大儒方孝孺说关羽“后文宣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同时,关羽是明显的复合型神灵,是一位少见的全能神。他兼武神、雨神、财神等诸神职于一身。可见,关帝信仰在民间诸神崇拜中的尊尚地位和独特性,也可得见关帝信仰在民间传布之盛况。
    在关羽的伦理世界中,义勇观和国家观尤其值得被突出强调。
    关羽之“义”贯穿其戎马一生。“义”是关羽品质的内核,“勇”是其外在显现。义和勇共同构成关羽形象的主要方面。可以说,关帝信仰的确立、倡导、世俗化以及隆盛,是以“义”和“勇”为根本前提和伦理依据的。而这又与中国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义勇德行密切相关。东汉末年时期的关羽“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他对儒家伦理观念必定了然于胸,不仅严守君臣之礼,委身曹操之际时刻谨守叔嫂之礼,不忘践履《春秋》大义。关羽所遵循的“义”既是家国伦理大义,又是对汉王室之忠义和对自诩为汉室正统代表的刘备之信义的统一,还包括对“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之恩义。
    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国家”被给予诸多意象和情感。统治者亟于树立和倡扬的国家观是以维系皇权为核心的政治行为和伦理实践的最高原则。关羽能够受到后世统治者不厌其烦地“加官晋爵”,直至其祖上三代亦被“追授为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看重体现在关羽行事为人上的以国家为第一的伦理自觉和思想操守。然而,关羽并不仅仅是一员武将,而且更是一名儒将,他熟读儒家经典,颇有文士之风。关羽的“儒”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皇权至上的国家观。“国家”始终处于关羽价值链条的最顶端。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高等人文研究院副院长吴成国:
    自三国以下,中华民族逐步形成了“文拜孔子、武拜关公”的传统文化格局。据一项统计表明,随着清代华人移居浪潮的波及,现今世界上已有超过200个形制不一的关庙。跨越五洲、扬名四海的关庙使“关羽所代表的关公文化已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种独立的且拥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中华文化传统”,这在时、空两轴上都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说到关公文化,不能忽视关庙的楹联。世界关公庙中的楹联不下千副,这些楹联都彰显了一定的价值追求。楹联这一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易于传播关公文化与价值文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关庙楹联所彰显的“报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重诺以信”“作战以勇”等价值追求,值得我们弘扬借鉴并传之久远。
    2010年,山西太原迎泽公园新建的晋商会馆,其大门左右墙壁上镌刻着“精忠贯日,大义参天”八个大字。“忠”,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其字义有多种,但最主要的意义有三种:忠诚无私,尽心竭力;特指事上忠诚;忠厚。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是文化的存在,价值在人这里有其特殊性,“对于人而言,价值一般的说也是事物对于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有用性’,个人是价值的主体,群体(包括各种组织、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也是价值的主体。价值不仅具有属个人性,也有属群体性。因此,不仅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群体也有不同的价值观”。世界关庙楹联的价值追求,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搜集整理和继承弘扬。
    关羽的忠、义、仁、信、勇五种精神品格,正是关公文化的核心精神。钱穆先生还曾指出:“关羽为什么遭受中国人如此崇拜呢?正因为关羽有他的道德精神。”关公虽然兵败被杀、事业未成,“但无损其道德精神之长存千古”。


    山西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任义国:
    关公信仰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与伦理,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关公文化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正是人格的完善构成了将关公变成一个国家符号的价值目标。近年来,解州关帝庙已发展成为闻名中外的文物旅游品牌,是海内外游客、信徒观光朝圣、寻根谒祖的圣地。运城通过做好做大旅游文化产业,充分挖掘关公文化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凸显关公文化的特色,以期形成一个完整、系列的文化旅游品牌链。关公信俗作为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功入选世界非遗预备名录,充分说明了关公文化与民众生活的紧密联系。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大约有160个国家和地区,因为关公这一信仰纽带,让他们和关公故里、解州关帝庙加强了联系,也建立了深厚友谊。不论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是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他们都曾派朝拜团到解州关帝庙拜谒。作为武庙之祖,这也为关公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契机。这说明了关公文化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正处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思想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急需要一种正确的引导。如何在完成现代化的同时,又尽可能抑制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这一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如何通过不断重建关公文化的合理性,来展现关公文化价值体系在当下的积极意义。关公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极具表征意义的精神符号,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成为爱国敬业、孝敬父母、清正廉洁、诚信友善和担当正义的代名词。弘扬关公文化,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新时期的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也正在从一种精神力量上升到文化自信层面。这是深深扎根在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自信,这是每一位中国人的自信,这种自信,使我们有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和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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